饥荒3年主要原因(三年大饥荒的那些事)

三年大饥荒年指起于1959年而结束于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。这是官方的说法。

从我记事的那天起,家里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。我们住在内江市区的东坝街16号,是个四世同堂之家。因我父亲闵笃超(排行老大)在西康剿匪中病逝,母亲就离开家庭,三叔闵德贵又到空军部队参军,家里有曾祖母,祖父、祖母,四叔,我同昌林弟弟和两个表姐。办大食堂(1958年秋末——1961年夏)前,城市人口粮食实行定量供应,我们4个学生每月27斤,曾祖母、祖母属纯居民21斤,我祖父闵建文属国家公职人员,是内江市名中医,与张文修、梅鹤龄、白笃生并列为内江“四大名医”(《内江市市志》中人物篇有专页介绍),而定量只有19斤。这是为何呢?这倒不是因解放前行医致富土改时划为地主,而是1957年整风反右请党外人士提意见,祖父是农工党内江市委委员,响应号召提了意见,结果成“出洞”之蛇,被装进了“笆篓”,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(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),口粮与政治挂钩,月供粮食19斤,比居民还少了两斤。(实际上祖父一心替国家着想,就连我父亲去世后国家给我和昌林弟弟每月每人6元的抚恤金也从没领过。)这样的食粮标准,如在今天是足以吃饱的,因为有大量的肉食、水果蔬菜等作辅食,但那时一个月油星子也难见得到,因此,那点粮食是远远不够吃的。

我祖祖已是80高龄,身体健康,之前每天酒不离顿,烟不离手,经常捧着根竹筒烟杆,吸得滋滋作响,到了此时,已不烟不酒了;最难受的还是缺油荤,常听到祖祖皱着脸喊,“妈吔,我肠子生锈了呃!”于是,祖母就拿祖父月工资的四分之一,去土布市埸(现新华书店对门)换回10个鸡蛋。当然,总去买黑市鸡蛋也不是办法,更何况后来连黑市鸡蛋也没得卖了。于是,一个周末下午我放学后,祖母便要我去一泗滩观音堂,找我德顾堂叔弄些黄鳝来补身子。我当时还是个十二、三岁的娃,不知道哪来的勇气,竟能连夜走乡间小路往返80余里。记得我从二医院背后走完那条1958年修的到一泗滩的小公路,天就黑了,好在天边有一牙月,依稀能看见路。那时胆小信鬼,总觉得背后有一团黑黢黢的东西紧跟着我,一路跌跌撞撞地往前赶;渴了,就到田边捧口水喝,也不管干净不干净。到观音堂已是半夜,把堂叔喊起来,打了火把到田里捉了些黄鳝,又连夜返回城里。但是,不久后祖祖还是走了,躺在竹椅上,清醒白醒,没有一声咳嗽,没有一口痰,只听喉咙咕噜一声,祖母说祖祖落气了。

祖父是名医,我有时去医院,看到长长的队伍直排到了楼梯口。祖父把脉口述,他徒弟(后来的中医院院长)付佑芝就埋头写单子。病人看不完,有时还撵到家里来,祖父也从不拒绝。然而病人一走,他就成病人了,——颓然地坐在那把被身子磨得油黑发亮的藤椅上,不停地喘气,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们和祖父交流很少,我知道,不是他不爱说话,也不是他说不来话,而是他太累了。祖母的心痛,我们是看在眼里的,但凡有好吃的,祖母都先端给祖父。后来四叔下乡到老家永兴庙当农民,有时弄些黄鳝来,祖父就亲自操厨。他将黄鳝洗净,锅烧辣放些许油,然后倒入并迅速盖上锅盖,黄鳝便在热锅热油之下挣扎翻滚变为"盘龙",用手撕去肚腸杂物,加上酸姜海椒真美不可言。

我在河坝街胜利小学读书,同学多属家庭条件不好,经受着饥饿考验,所以不及放学,便吵嚷回家。学生不好管,以致班主任刘老师有两次哭了鼻子,后来林校长换来满脸络腮胡子的张老师来管我们,纪律虽然好了些,但肚皮空空,哪有心思读书呢!

1958年,内江百货大楼高大的楼墙上悬挂着“共产主义是天堂,人民公社架桥梁”,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,“十五年超英赶美”等巨幅幅标语,秋末时,大食堂也办起来了,人人凭饭票打饭。两个表姐住二楼自管饭票,却未到月底,票已告罄;甚至我经常半夜被她们的呻吟声惊醒。那是饿的!后来二表姐早逝,大表姐落了终生胃病。我管楼下全家人的饭票,我是比较有克制力的,能拖到月底,曾给过表姐们几斤饭票,以致她们记了我一辈子的好,后来我在师专读书,二表姐家在附近内江高中,每有好吃的,都叫我去吃。

城里人生活困难,农村就更不用说。农村的亲戚,该来的总是要来;也许他们认为,城里的人就是生在米篼里,有白米干饭吃。一天中午,一个喊祖父“大舅”的亲戚掐着饭点来了,我赶紧放下碗到食堂去添饭;接着又来个喊“大大”的,于是又去买饭;当第三拨客人到来时,我的泪水即刻在眼眶里打转转。祖母看见,立刻将我拉到门外,拍着我的头说,“‘有客自远方来,不亦悦乎。’幺儿,别哭,你是个大气的人哒。”是的,我至今对亲戚朋友的大方就是在祖母教育下形成的。

楊柳坳是我母亲的娘家,父亲逝世后,母亲受民政局照顾安排到绵阳畜牧学校学习,毕业后分到仪陇县工作,从此再未回到内江。母亲走后,我跟了祖父祖母,弟弟昌林跟了外婆。外公土改时被错杀(后平反),外婆与大舅娘领着我几个舅舅姨嬢过日子,外婆是有见识的人,咬着牙将几个子女全部送去读书,而自己终于累死在一个沙沟边。大食堂三年大饥荒,农村比城市更甚。三舅描述看到昌林弟弟情形时说:“人跟瘦猴儿一样,只有两个眼睛在转,手里抓一把嫩麦子,连皮带壳直往嘴里塞,还拿给我说,‘三舅,吃嘛,好吃得很呢!’”后来我当知青下乡到五指乡石岗坝雷家嘴,当地雷氏族人告诉我,三年饥荒时,人们多用草根树皮充饥,多数人都浮肿了,族里饿死了50多人,以致死尸无人抬去埋。

饥荒,改变了人们的食物来源。城里人也挖野菜,将苞谷心磨细和面,我们还到三元糖厂买制造葡萄糖后沉淀的玉米渣(其实就是猪饲料)做油粉粑等。三舅是专一院医生,近水楼台先得月,弄到一个胎盘,洗净了生爆,但因火功不到,咬嚼不了,只能生吞活咽下去。

饥荒,也让平时远离之物成了美味。有一天我早起去东坝街坡上物资站厕所倒尿壶,蒙蒙夜色中,发现赖跛子门前下水道口有团黑糊糊的东西,走近一看,竟是一只半尺长的死耗子。我欢喜得尿壶都顾不上倒了,立即将死耗子捡回家,天亮后祖母将耗子剥皮渍盐,醃好风干,竟成一道待客的美味。

一次到楊柳坳蔡家寺大舅娘家看弟弟(当时昌林弟弟跟了教书的大舅娘一起生活),半夜时,大舅娘将我两兄弟叫醒,领我们到学校厨房,见屋里坐了好几人,说是村上的干部,桌上放一面盆冒着热气的肉,一人喊别说话,大家埋头就吃,与做贼一般。但那盆肉倒底什么味道,我至今无从回忆,只知道那是一只从粪坑里捞起的死猪。当年猪瘟死的猪是不能吃的,均由村上统一丢茅坑沤肥,不料却被干部们“特权”了一把。

饥荒,也改变人们的生活禁忌。记得祖母在大食堂前是不沾泥鳅黄鳝的,我四叔怕她身体垮下来,就对祖母吼道,“你不吃,我就去把鸡杀了!”而且做出果真去找鸡杀的样子。因为我家喂了一只生蛋母鸡,靠它下蛋给祖父吃,祖母自然把它当作宝贝,——祖母只好妥协,从此开了吃黄鳝泥鳅的戒。

文革时我和母亲、继父回内江看二舅三舅,一次钓鱼碰到蛇,两个舅爷便拼命地撵,三舅裤子都打湿了半截,至此落下话柄,后来每提到舅爷,继父就撇了嘴说,“莫要提你两个舅舅了,一根干黄鳝都要撵几匹山。”我想,舅舅们捉蛇吃的习性,应该是大饥荒岁月留下的吧。


(完)

▲作者近照

【作者简介】闵昌其,1948年元月生。1969年插队简阳县五指乡,1980年毕业于内江师院中文系。先后在简阳标件厂(含简阳三岔水库简家工区),内江七中,民盟内江市委工作。退休前任民盟内江市委副主委市政协常委,市政府督学,四川省民盟理论研究会员,四川省政协理论研究会员。



来源:内江文友部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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